邓蜀平

邓蜀平（1913年11月—1967年3月16日），原名邓先治 [4]，曾用名邓肃初、邓徐初、徐初。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人。邓小平的胞弟（排行老三）。比邓小平小9岁。1913年11月生，1950年5月在重庆加入西南革大总校，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镇长、县财政科副科长，安顺县财政局局长、贵州省政协委员。1967年3月16日凌晨，邓蜀平跳入郎岱县招待所旁的冒水龙潭含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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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胞弟邓蜀平客死六枝始末

张世坤

邓蜀平的死亡经过，对六枝老百姓来说，始终是一个谜。30多年过去了，有必要让真相大白天下，以告慰亡灵。

邓蜀平在六枝度过6年零9个月的艰苦岁月。1967年3月16日被迫害致死，年仅54岁。

邓蜀平，邓小平的同父异母兄弟。曾用名邓肃初、邓徐初、徐初。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人。1913年11月生，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镇长、县财政科副科长，安顺县财政局局长、贵州省政协委员。

1960年2月，贵州省政府批准，郎岱县政府从郎岱城迁至下云盘。同年5月27日，国务院决定撤销郎岱县，改建六枝市（县级）。邓蜀平偕夫人谢全碧于1960年12月初奉调六枝市。经1960年12月六枝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当选六枝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196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六枝市，改建六枝县。邓蜀平任副县长。1966年2月，六枝县改为郎岱县，邓蜀平继任副县长，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失去职务。

邓蜀平夫人谢全碧从1962年起至1978年9月止，先后任六枝市、县文教局副局长、县文教局卫生科副科长、卫生局副局长、标准计量所所长。1978年9月，调成都市文化局，后调杜甫草堂管理区。

1962年，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六枝有两名干部赴京参会，卓琳捎来1件皮大衣送邓蜀平卸寒，可见邓小平对三弟的关心。

1965年元月1日，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枝成立。同年11月24日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及所属地宗煤矿，邓小平作了重要指示。为解决矿区生活物资供应紧张职工吃不到新鲜蔬菜邓小平即指示有关部门从华北运来大批白菜，几十年来一直传为佳话。应铁路部门请示邓小平题了“关寨车站” 四个字。因矿区生活及住宿条件简陋从安全考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住列车上。当晚邓小平在列车上会见邓蜀平夫妇当发现邓蜀平身体较虚弱时邓小平说贵州地羊（狗）很多多吃些地羊掌比什么都补身体。谁都料不到这竟是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

1967年3月，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吴XX,代表所谓“中央刘邓罪行联合调查团赴西南调查组”，先经湖南，到四川后,得知邓小平亲弟邓蜀平在贵州六枝工作，立即奔赴六枝。联合六枝“造反派”头目，于1967年3月5日晚对邓蜀平进行批斗。妄图通过邓蜀平收集材料，以达到陷害邓小平之目的。

邓蜀平身处平及逆境仍然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他们对邓小平的诬陷。同时驳斥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莫须有罪名。他家被查抄抄走了照片、信件等物品。“造反派”头目对他采取协迫、斗争等手段。捏造事实非法进行审讯。他被斗得脸色惨白大汗淋淋。

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1时30分左右。最后被迫于1967年3月16日凌晨含冤跳入郎岱县招待所旁的冒水龙潭而死。据目击者介绍尸体面朝下身着的黑色棉衣已泡胀。手指中捏着几棵水草。手腕上卓琳送的“铁索”牌手表还走动。

当天下午“造反派” 头目通知下乡工作的谢全碧回单位。面对丈夫的惨死性格坚毅的她强忍内心的痛苦硬是没有掉泪。从此谢全碧受到株连批斗受审强迫住进停尸房，一住就是5年遭受到非人的折磨。

3月17日在邓蜀平家中检查现场发现他在一本未写过的《郎岱县社教工作团》日记本最后三页上留有遗书。遗书上写有本人的历史及与邓小平、邓垦、卓琳等同志的书信往来情况还写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覆窠之下岂有完卵”“真冤枉”等语句。

造反派给他加了莫须有的罪名：“反革命分子邓蜀平畏罪自杀”。由郎岱县人委买了一具未刷过漆的棺木草草装殓葬于郎岱县招待所侧面的尖山脚下。

粉碎“四人帮”中央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六枝特区革委立即组织对邓蜀平死亡案进行调查认定是被迫害致死。1978年9月5日六枝特区革委会为邓蜀平开追悼会平反昭雪。

由于是初查邓蜀平被迫害而死的直接负责人还未来得及查处，谢全碧一直惴惴不安。

1981年12月六枝特区政府对邓蜀平的坟墓进行修整立了墓碑。不知何故?碑文没有落款。谢全碧在成都得知心存疑虑忧郁寡欢。

1984年2月邓小平到成都过春节下榻锦江宾馆。谢全碧见到邓小平伤心痛哭问：“你三弟邓蜀平的事你管不管?”

邓小平十分冷静仅说了6个字：“相信贵州省委！”

邓小平的秘书随即记下并于当晚电话告知四川省委。四川省委即时函告贵州省委。春节过后贵州省委通知六盘水市委。接到六盘水市委的通知后六枝特区党委即时研究组织人员对邓蜀平被迫害致死案进行了专案调查。经过专案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邓蜀平死因真相大白。

六枝特区党委在听取专案组的汇报后，对邓蜀平被迫害致死的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六枝的“造反派”头目丁XX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当年的北师大学生吴XX,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南充师院任教师，建议定为犯严重错误。将处理建议及调查材料邮送其工作单位。当年的北航学生陈XX,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军医学校任正营职教官，建议为犯严重错误。处理建议及调查材料邮出不久，便收到复函。军医院校党委给陈XX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处分。

1986年10月9日，六盘水市政府、六枝特区党委、政协的领导同志及调查组陈志祥携带1000元现金，5瓶六枝生产的九龙液酒，飞往成都，抚慰邓蜀平遗孀谢全碧。

10月11日下午，与四川省委组织部商定10月31日召开座谈会。那天，谢全碧由其侄女搀扶着走进会议室，拉着陈志祥的手，失声痛哭。陈志祥受特区党委委托，向谢全碧及其亲属通报了邓蜀平被迫害致死案件的调查结果及处理决定，以及迁坟重建坟墓等事宜。谢全碧很满意，并代表亲属向市和特区领导致谢。会后，退还了原被抄走的照片、信件等物品给邓蜀平夫人。晚上，六盘水市政府在芙蓉宾馆餐厅宴请谢全碧及其亲属。

陈志祥回六枝后，与民政局的同志选定墓地，安排迁坟事宜。1987年春节之后，陈志祥与民政局的同志飞往成都。征求谢全碧对碑文的意见。对碑文的称谓，谢全碧最后确定用“邓肃初”而不用原名“邓蜀平”，这的确是个谜。

1987年10月23日下午，邓蜀平墓前摆满了花圈。2时30分，六盘水市和六枝特区领导及机关干部300余人参加了邓蜀平揭墓仪式。谢全碧及其亲属谢涛专程从成都赶来致哀。邓蜀平含笑于九泉之下矣！

揭秘邓小平三弟“文革”时被迫害致死的内情

尹骐／文

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冶)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份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

看了这段话后，不禁使我想起了一段亲历的往事，这就是邓小平如何把他的弟弟邓蜀平送去接受革命教育，又如何让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故事。

最初印象

1950年的4月末或5月初，我所工作的单位———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西南革大”)二部四班来了一位新学员。此人年纪40出头，身材不高，已经有些发福，一套新的灰布中山服紧巴巴地绷在身上，平头乌发，方脸浓眉，上唇还蓄有一抹短须，在众多的新学员中显得有点异样。

这些学员入学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表现了渴望学习，积极投身于革命熔炉，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政治热情。但是那位新来的，有些异样的学员，情绪似乎一直就不很好，对人对事常常是一副冷漠神态，始终与人保持着某种距离，有时显得拘谨，在拘谨中又不时会流露出几分矜持与傲慢。

这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呢？翻阅他的入学登记表，只知道他名叫邓蜀平，籍贯是四川广安，家庭出身是地主，而在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的栏目中都填写得很笼统。

告状挨批

西南革大办学之初，条件十分简陋，生活也相当艰苦。数千名师生员工聚居在重庆市郊化龙桥一侧的山坡上，住的房屋大半是简易平房，且很拥挤。听课只能聚集在大操场上，用扩音器扬声。日常生活管理是半军事化的，有严格作息时间。

学员还有一项更为艰苦的任务，就是要经常下山到嘉陵江边码头去搬运粮食和煤炭。因此数千人的吃饭烧煤，大部分都要由学员直接运输到位，距离虽只有2000米左右，但一路都是坡坡坎坎，完全是负重爬山，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学员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是所谓“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知识分子，这艰苦的劳动，无论在心理还是在生理上都是对学员们的严峻考验。

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革大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对于邓蜀平这个学员来说似乎是更难以承受的。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一位从老区来的工农干部，他为人爽直，办事认真，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教员曾经批评过的那种“傲视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旧知识分子味道较多的学员，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傲视甚至厌恶，同他们说话往往是态度生硬，批评他们的缺点时，则近乎粗暴的训诫。每当这时，我们便会看到邓蜀平的表情尤其复杂，在无奈中还隐含着某种抗拒的心态。

然而没有过多久，邓蜀平的表现却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是比较沉默，但脸色却平和开朗多了。小组会、大组会也能听到他偶尔的发言，发言的基调和语气也平和了许多，即使是向班里或是别的什么人提意见，那态度也较过去诚恳和亲切，而不再有愤懑和牢骚的意味。参加重体力劳动时，虽然仍旧有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从情绪上可以看出已不单只是沉重和苦恼，而是在无奈中又增添了几分咬牙坚持的意志力。经过了解，邓蜀平的变化及其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

原来他的确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他的亲哥哥。他是被“照顾”选送到西南革大来学习的。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邓小平早年就远走异国他乡参加革命，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有较早接受革命影响而参加革命的，如邓垦当时已经成了一位革命领导干部。但也还有一些人一直留守在家乡的土地上，继承祖业。

然而邓蜀平也正因为有那样的特殊背景，多少年来在家乡又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富裕生活，进入革命大学之后，不仅要过艰苦的生活，而且要被严格管理，被不断教训，这就使他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难接受，很不满意了。

因此，他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进城跑到西南局去找领导。或许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邓小平同志正好不在，他便直接找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西南革大校长的刘伯承同志，一古脑儿将自己对校方的各种意见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种种“委屈”向刘伯承同志诉说了一番。但他却不曾想到，刘伯承校长不但没有“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同情他所受的“委屈”，相反地却严厉地把他批评一顿。

刘伯承校长当时对他说的一番话大意是：你应该好好在革大学习，接受改造，争取以后做一个合格的干部，你不要闹意见，发牢骚。你如果不愿意在革大接受改造，经受考验，那就让你再回到川北老家去，看看当地农民怎么教育改造你，你好好想想吧。

考验合格

刘伯承校长的这一番话果然厉害，使邓蜀平真正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和前景，并迫使他迅速醒悟过来。他从西南局“挨批”回到革大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很大变化”。

革大的学习期限是5月中旬正式开学，9月上旬便正式结业分配工作了。巧的是，为全校学员做毕业分配总动员报告的正是邓小平同志。他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以《到实际工作中去接受考验》为题向广大学员发出号召。

据我的印象，邓蜀平的分配似乎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更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为他打过招呼，而是综合他的各方面情况，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更需要也更应该首先到农村去经受锻炼，接受考验。邓蜀平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一切都很自然，一经宣布分配结果之后，他也就同绝大多数学员一样，告别重庆这座大城市，奔向了新的岗位。邓蜀平去的地方是贵州东南部的独山县。

在劫难逃

西南革大只办了3年多一点时间。到1953年下半年就基本结束了革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些革大的工作人员也就风流云散，各自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有关革大各期毕业学员的情况，包括邓蜀平在内，从此也就音讯全无了。

直到2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从北京到贵州的一所大学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见了两位当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顺便就向他们问起了一些当年被分配到贵州去的学员情况。关于邓蜀平，他们说他一直在贵州工作，表现也一直较好。后来被当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当过郎岱的副县长，后又调任六盘水特区的六枝市副市长。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掀起后，以邓蜀平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难逃的。况且，邓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为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邓蜀平的离开川北老家以及后来的参加学习，安排工作，获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邓小平“包庇”的结果。邓蜀平在贵州那个偏僻地区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他就干脆“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听了这些情况的介绍后，不免令人唏嘘。

他大概不曾想到，数年之后的邓小平又会东山再起，并重新开创了一片新的历史天地。